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不会英语,写得不够苦,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1年10月7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古尔纳出生于1948年,在印度洋的桑给巴尔岛(Zanzibar)长大,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难民来到英国。1963年12月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和平解放后,桑给巴尔经历了一场革命,阿比德·卡鲁米总统的政权导致了对阿拉伯裔公民的压迫和迫害,发生了屠杀。古尔纳作为受害的少数民族,在完成学业后被迫离开家庭,逃离当时刚刚成立的坦桑尼亚共和国。当时他十八岁。直到1984年,他才有可能回到桑给巴尔,在父亲去世前不久见到了他的父亲。直到最近退休之前,古尔纳一直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学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主要关注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Ngg wa Thiong ‘o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不会英语,写得不够苦,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古尔纳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难民的混乱贯穿了他的创作。21岁时,他在英语的流放中开始写作,尽管斯瓦希里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但英语成了他的文学工具。他曾说过,在桑给巴尔,他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斯瓦希里语的文学作品,他最早的作品严格来说不能算作文学作品。阿拉伯和波斯诗歌,特别是《天方夜谭》,是他早期和重要的源泉,《古兰经》也是。但从莎士比亚到v.s.奈保尔(V. S. Naipaul)的英语传统,成为了他作品的特色。尽管如此,必须强调的是,他有意识地打破传统,颠覆殖民视角,突出土著人口的视角。因此,他的小说《遗弃》(2005)讲述的是一段爱情故事,与他所谓的“帝国罗曼史”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在“帝国罗曼史”中,一个传统上的欧洲英雄从国外浪漫的越境中归来,故事在此基础上达到了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在格纳,故事继续在非洲的土地上,实际上从来没有结束。

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古儿拿都努力避免人们对更原始的前殖民时期非洲的普遍怀旧情绪。他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洋上一个文化多元的岛屿,有奴隶贸易的历史,在葡萄牙、印度、阿拉伯、德国和英国等一些殖民列强的统治下遭受过各种形式的压迫,并与整个世界有贸易联系。在全球化之前,桑给巴尔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

古尔纳的作品来自他的流亡时期,但与他离开的地方的关系有关,这意味着记忆对他作品的起源至关重要。他的处女作《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写于1987年,讲述了一场失败的起义,将我们带到了非洲大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主人公试图摆脱沿海地区的社会困境,希望得到内罗毕一位富有的叔叔的庇护。相反,他被羞辱了,回到了破碎的家庭,酗酒暴力的父亲和被迫卖淫的妹妹。

在1988年的第二部作品《朝圣者之路》中,格纳探索了流亡生活的多重现实。主人公达乌德(Daud)在他的新家乡英国面临种族主义气候。在试图隐藏自己的过去之后,对一个女人的爱吸引达乌德讲述了他的故事。然后,他可以讲述自己悲惨的成长经历,以及坦桑尼亚政治动荡的创伤记忆,那场动荡迫使他逃离。小说的结尾是达乌德参观坎特伯雷大教堂,在那里他思考了过去造访此地的基督教朝圣者和他自己的英格兰之旅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前,他曾公然反抗前殖民势力所狂喜的一切,但突然间,美触手可及。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经典朝圣的世俗版本,用历史和文学先例作为身份、记忆和亲属关系问题的对话者。

古尔纳经常允许他精心构建的叙述引出一个来之不易的洞见。第三部小说《多蒂》(199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描写了一个移民背景的黑人妇女在1950年代充满种族歧视的英国的恶劣环境中长大;与此同时,她在英国这个她出生和成长的国家却感到漂泊无依。小说的主人公试图通过书籍和故事创造自己的空间和身份;读书给了她重塑自我的机会。尤其是名字和名字的变化在这部小说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展现了古尔纳深深的同情心和心理上的纯熟,完全没有感伤。

格纳的第四部小说《天堂》(Paradise, 1994)展现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突破,它是从1990年前后到东非的一次研究之旅演变而来的。这部小说显然借鉴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对天真的年轻英雄尤素福(Yusuf)通往黑暗之心的描绘。但它也是一个关于成长和悲伤的爱情故事,不同的世界和信仰体系发生了碰撞。我们将重新讲述《古兰经》中约瑟夫的故事,背景是对19世纪末东非殖民统治的暴力和详细描述。在《古兰经》故事的乐观结局中,约瑟夫因为信仰的力量而得到了回报,与此相反,古尔纳的优素福感到被迫放弃他所爱的女人阿米娜,加入他曾经鄙视的德国军队。这是格纳的特点,使读者对一个幸福的结局,或一个符合体裁的结局的期望落空。

在古尔纳对难民经历的处理中,重点是身份和自我形象,这在《赞美沉默》(1996)和《海边》(2001)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两本第一人称小说中,沉默都是难民保护自己身份不受种族主义和偏见影响的策略,也是避免过去和现在发生冲突、产生失望和灾难性的自我欺骗的手段。在这两部小说的第一部中,带有偏见的叙述者选择向他的英国家庭隐藏自己的过去,并虚构了一个更适合他们共同构建的世界的生活故事。但这是一对双胞胎的沉默,因为他还向他在桑给巴尔的家人隐藏他的流亡生活,他们不知道他在英格兰有一个新家庭和一个17岁的女儿。在《海边》中,又上演了一出失望和自欺欺人的戏剧。第一部分的叙述者萨利赫是一位来自桑给巴尔的老穆斯林,他拿着以宿敌的名义伪造的签证,向英国申请庇护。当他遇到敌人的儿子,书的第二部分的叙述者拉提夫时,只是因为拉提夫碰巧被授权帮助萨利赫适应他的新祖国。在他们激烈的争吵中,萨利赫在桑给巴尔被压抑的过去在他心中浮现。尽管萨利赫努力回忆,拉提夫却竭尽全力想要忘记。这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两名叙述者的选择消解了小说情节的路径和方向,也消解了叙述者的权威和自我认知。

古尔纳笔下流动的人物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大陆之间,在过去的生活和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不安全处境。在上面提到的古尔纳的第七部小说《沙漠》中,我们发现了这种间断的一个新版本。在这部小说中,一种悲剧性的激情被用来阐释被殖民的东非的巨大文化差异。长第一部分是熟练锻造。故事发生在20世纪之交,讲述了英国人马丁·皮尔斯(Martin Pearce)如何昏倒在大街上,在当地商人的帮助下,穿过这座城市的迷宫,进入一个文化和宗教都不相同的世界。但皮尔斯会说阿拉伯语,这是他与这家人更密切接触并爱上他们的女儿瑞哈纳的先决条件之一。他让小说的后续部分围绕着半个世纪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禁忌之恋故事展开,但仍然带有挥之不去的文化障碍。

古尔纳在桑给巴尔的青年时代是这部小说的基础。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有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并存,但也会为争夺霸权而相互争斗。即使他的小说是在一个有趣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联盟中创作的,世界主义的背景也提供了它们的独特性。对话和口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明显的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和德语元素。

2011年出版的《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的主题与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有关,书的结尾也是同样的苦涩,患病的难民阿巴斯(Abbas)去世后,留下了这本书的名字作为礼物,包括一段幸存者家庭不知道的残酷历史的录音。

在《碎石之心》(2017)中,古尔纳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题,即一个年轻人与邪恶和不理解的环境对抗。这部激动人心的、严谨的第一人称叙事描述了年轻的萨利姆的命运,直到结尾处可怕地揭露了一个对他保密的家庭秘密,但这对他作为一个漂泊在外的人的整个人生轨迹是决定性的。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残酷的宣言:“我父亲不想要我。”标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和第四幕第三场公爵的话:“生不如死!”O砾石心。”正是这种双重无能成为了萨利姆的命运。

古尔纳的最新小说《死后》从2020年开始,讲述了天堂的尽头。在这部作品中,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也就是1919年德国对东非的殖民统治结束之前。哈姆扎是一个让人想起天堂里的尤瑟夫的年轻人,他被迫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并依赖一名对他进行性剥削的军官。他在一次德国士兵的内部冲突中受伤,被留在野战医院接受治疗。但当他回到他在海边的出生地时,他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历史变幻莫测的风向统治着我们,就像在《大逃亡》中一样,我们沿着情节走了好几代人,直到纳粹对东非的重新殖民计划尚未实现为止。当故事发生变化,哈姆扎的儿子伊利亚斯在德国统治下变成伊利亚斯时,格纳再次使用了改名。结局令人震惊,出乎意料,也令人震惊。但事实上,同样的想法在书中不断出现: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里是种族主义——要求屈服和牺牲,那么个人就会毫无防御能力。

古尔纳对真理的执着和对简单化的厌恶是惊人的。这使他变得黯淡而不妥协,同时他以极大的同情和坚定的承诺追随个人的命运。他的小说回避了刻板的描述,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东非,这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不熟悉的。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记忆、名字、身份。这可能是因为他的项目无法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完成。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种受知识热情驱使的无休止的探索,如今,在《来世》中,这种探索同样突出,就像他21岁开始写作时一样。

Abdulrazak Gurnah,“因为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和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不会英语,写得不够苦,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Abdulrazak Gurnah 在中文互联网并没有什么印记。但还是能从一些学术论文上搜到关于他的介绍。

他是一名非洲裔英国移民作家,1948 年出生于非洲,母语是斯瓦希里语,20 岁前往英国求学,后在英国任教并写作。他结合自身经历,创作了一系列以殖民前后的东非和英国为背景的作品,聚焦于身份认同,社会破碎,种族冲突,性别压迫及历史书写等主题。在 Abdulrazak Gurnah 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会创造一种新身份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却仍深陷于现实生化和过去经历的纠葛之中,力求寻找一种平衡感。

回顾去年,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是美国作家、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uck)。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为:“奖项授予她毫无瑕疵的诗人的声音,这种声音有一种朴素的美丽,使个人经验得以全球化。”家庭生活、亲密关系是她写作的主题和重点,同时也着重创伤、欲望以及自然书写,并以书写孤独、苦涩和寂寞的坦诚态度著称,读者遍及美国以及全球。

你看,都是用英语,都是写得都是苦日子。

其实最近几年,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批判也都集中在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保守。

2019 年,诺奖文学奖评审团主席Anders Olsson在开奖前揭示了评奖规则的变化,声称当年的奖项将会“开拓我们的视野”,扭转这个奖项长久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主导”的颁奖倾向。

虽然性别和重心变了,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共性却越来越强:

得用英语写作,不然组委会从翻译中品味不明白作者意思。

得经典化,最好能从获奖者的文字中看到过往文学巨匠的影子。

得写苦日子,因为苦难使人思考。

这样的刻板式评选源于 2018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丑闻。

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决定不发了,是 1949 年的第一次。原因在于为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因不断发酵的性骚扰丑闻而陷入危机。

法国摄影师让-克劳德·阿尔诺(Jean-Claude Arnault)是瑞典文学院女院士弗罗斯滕松的丈夫。根据《每日新闻》的调查,去年11月,18名女性指控阿尔诺在1996年至2017年间对她们实施性侵或性骚扰。

据纽约时报报道,阿尔诺夫妇在斯德哥尔摩经营着一家文化组织,该组织从瑞典学院获得了相当大的报酬,这让他获得了机会和影响力。

阿尔诺利用自己在艺术界的影响力,包括他与瑞典学院的关系,向年轻女性施加压力。

除了性侵丑闻,阿尔诺还被指控泄露获奖者信息,从1996年起曾先后七次泄露诺贝尔文学奖名单给博彩公司牟利。

丑闻曝光后,瑞典文学院却选择放弃起诉阿尔诺和弗罗斯滕松夫妇,并且通过内部投票决定不开除这名女院士。

由于对学院处理此事的方式不满,包括前院长在内的多名成员辞职。

除了诺奖组委会被丑闻缠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曾有因为政治立场问题引起舆论争议的事件。

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变得格外保守。奖项被颁发给了一些极有声望的“保险”作家,重建这一奖项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每年诺贝尔奖,评审们从来自全球的220个名字中初选出20个人,再从20人里选出5人进入短名单,评审团会阅读这五位的所有作品,再进行思考、评估,并阐释自己对这些作品的看法。

当然,这不是说  Abdulrazak Gurnah 写的就不好,他有意识地打破传统,颠覆了殖民视角。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都努力避免人们对更原始的前殖民时期非洲的普遍怀旧情绪。

至于中文互联网在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时都在关注的村上春树。

建议过得再苦点儿,并且尝试用英文写作,没准儿有戏。

只不过,村上春树自己说过,他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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