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销量400万份的《故事会》:网络时代如何生存?

曾经销量400万份的《故事会》:网络时代如何生存?

今天,我们对游戏、电影、电视、戏剧的消费已经成为主流,而好故事是这些艺术形式首要的灵感来源。在故事稀缺的年代,追问什么是好故事?如何讲述好故事?仍有其现实意义。

《故事会》曾是中国卖得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在网上搜索《故事会》,很多70、80后对其中的故事记忆犹新。不同于其他文学刊物,《故事会》的文章大多来自民间,它将坊间流传的悬疑、惊悚与爱情故事搬上纸面,读者从农民、工人到学生、知识分子,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杂志。

9月,我们的记者前往《故事会》编辑部,除了想探究一本老刊在网络时代的遭遇和转型,我们也好奇,《故事会》如何生产故事?这本杂志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故事会》的黄金时代已是历史,但讲故事是一则古老而永恒的命题。正如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所写,“人类对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

一、“没想到《故事会》还活着”

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故事会》中让你印象最深的故事是什么?下面有2487个回答,浏览量过亿。有人写下几句模糊的情节,一个没人管的小孩,他只能去吃生的螺蛳,最后脖子里都是寄生虫,被人一巴掌把脑袋打了下来。“现在看到有人吃螺蛳,都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留言。

还有一个恐怖故事。在一个小宝宝的周岁宴上,小宝宝抓周时抓了书和笔,亲友们夸赞他前途无量,爸爸一高兴把小宝宝举了起来,天花板上的吊扇一下就把小宝宝脑袋绞掉了。有网友写下自己的心理阴影,“至今坚决反对家里装吊扇。”

周元是80后,在上海的一家互联网企业做程序员,是《故事会》的铁杆读者。他爱看早年《故事会》上的中篇故事,时常把这些故事分享到贴吧、论坛上,网友取了一个专有名称,“BH故事(彪悍故事 )”,讲的是血淋淋的现实生活,重男轻女、逼婚逼嫁、买卖人口,恶霸村霸等社会的阴暗面。周元很震撼,“作者是不是一边写一边锤着桌子,怎么每篇都能激起读者的怒火。”

曾经销量400万份的《故事会》:网络时代如何生存?

周元收藏的《故事会》合订本 图/周元

《故事会》在互联网上破圈,或是因为一张网红凤姐看《故事会》的图片,“低俗”和“狗血”成为这本杂志被反复诟病的说法,还有一句网络流行语,“这事太离谱,《故事会》都不敢这么编”。

“这么说吧。在现实中,如果你跟别人说你喜欢看《故事会》,人家就会觉得你不行,很幼稚,很low。”周元说。他身边很多人说起这本杂志,总当个笑话讲,说凤姐也爱看《故事会》,“感觉这本杂志是不正常人看的。”

《故事会》曾是中国卖得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1985年,《故事会》曾卖出单期760万册的销量,在2000年前保持着单期平均300万册的销量。1995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报道,“《故事会》办出了一本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杂志。”

今年71岁的何承伟曾任《故事会》主编,1974年进入《故事会》工作,他见证了《故事会》最流行的年代。

他说,90年代,每月杂志印好出厂那天,印刷厂门口,八十辆卡车整装待发,一同运往各地的报刊亭和车站,否则各地之间要打架。在报刊亭,《故事会》肯定是卖得最快的。《故事会》一度被称为“农民工返乡必备杂志”。1999年,作家莫言曾给编辑部寄来信件,写道,“《故事会》的400万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即便是雅人,在火车上轮船上也不会拒绝《故事会》这种刊物。”何承伟说,《故事会》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民间底色。

地摊和走街串巷的流动摊位上,甚至出现了盗版的《故事会》。摆在菜刀、镜子、指甲剪旁,没有刊号的《故事会》,比正版更厚,内页用的是一捻就碎的草纸,翻开有整页的“监听器”“迷幻药”“麻醉枪”广告,印刷模糊,有时一句话有两三个错别字,还增加了许多惊悚和色情故事,充斥着“性与暴力”。

如今,《故事会》却几乎“消失”在普通读者的视野里。怀旧的留言里,总有读者感叹“《故事会》没以前好看了,失去了灵魂 ”。我在搜索时弹出一篇文章,标题是“没想到《故事会》还活着”。

今年9月,在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编辑部,我见到了前主编何承伟,他头发灰白,戴着白色棒球帽,一身运动服。他说话中气十足:“我们去外面,人家好奇怪哦,整个文化界都觉得你们是低档次的,但搞故事的人就老是自信心满满,对故事非常热爱。”

现在,《故事会》的编辑部年龄跨度很大,71岁的老编辑和24岁的年轻编辑出现在同一本杂志上。1997年出生的赵俊斐是编辑部唯一的90后,她小时候去亲戚家,总爱翻炕头上的《故事会》,而到了更年轻的一代,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本杂志。

71岁的姚自豪是个老编辑,退休后返聘回来做稿件的终审。姚自豪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看不了稿,大多数时间,他安静地坐在工位上。从背影看,他的身形瘦削,腰背略微佝偻,这是长期伏案工作留下的后遗症。姚自豪在公社当过多年的故事员,他在田间地头讲故事,最常讲《林海雪原》和《铁道游击队》。

1978年,姚自豪28岁,在上海金山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他与同事创作了长篇故事《特殊身份的警官》,这篇故事连载后,非常轰动,合集成册再版了八次,还有连环画版本,被排成话剧、广播剧,1982年还拍成了宽荧幕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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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自豪

时代在变化,老编辑们也在适应年轻人的写作。年轻人的写作更轻盈也更有趣。有一篇故事写道,“蜘蛛精从肚脐处抽出一根闪着银光的粗粉条。”送审上去,编辑部笑翻了。现在的故事里出现了许多姚自豪没听过的职业,像是做直播的主播,还有网络用词,比如“拍一拍”,他需要查一下才能理解。为了了解年轻人在看什么故事,姚自豪的手机安装了今日头条,他说,变化太快了,“前两天是美食视频,今天主播在卖翡翠。”

在编辑部,姚自豪还保持在追剧的第一线,尤其喜欢《甄嬛传》,最近他在看《扫黑风暴》。

二、好故事的方法论

为什么当年《故事会》那么受欢迎?在《故事会》的编辑部,有一套关于好故事的方法论。吕佳是《故事会》红版的副主编,今年41岁。2004年,《故事会》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人们习惯按照封面红绿色来区分上半月刊。她说,写故事时,对面一定要有一个听故事的人,他可以是心里的一个听众,也可以是身边的家人朋友,你讲着讲着,他说我要去烧饭了,那你的故事肯定不行,要改了。

故事的灵魂和根是口头文学。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草丛中奔跑,头上有汗滴下来,他回头看……”吕佳和我举例,她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起初,她习惯用写剧本的方式,先“开场面”。老编辑告诉她,开头不要这样写。《故事会》的读者经常是在嘈杂的环境中阅读,比如火车上、地铁里,甚至是路边,他可能是个摊贩,手里拿着一本《故事会》,他一边翻看,还要顾着生意,留意城管。老编辑说:“在哪里,有一个什么人,有一个什么事。这一句交代完,接下来就是你的故事。”节奏不能拖,故事抓不抓人就看第二句了。

于是,吕佳换了一个讲法,“张三是一个逃犯,今天他趁一个机会逃了出来。”这是个标准的故事开头。她说,《故事会》上的故事一定是能讲出来的,如果把口头文学的要求放弃了,它就不是《故事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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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日常

从80年代开始,《故事会》每年都会举办笔会。笔会一般开一周,由《故事会》报销路费,作者们都很积极,坐绿皮火车去,到了站就有车来接,车上还准备了一大包吃的,水果罐头、榨菜和零食,有的作者舍不得吃,留着带回家给孩子。笔会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去年疫情后才改为线上开会。

新编辑来面试时,总带着书生气。何承伟会问,你有没有想象过,以后要面对的作者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他可能不是西装革履的、文绉绉的形象,而是抽着烟的、穿着拖鞋的人,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写故事的人。”

故事会的作者都不是专业作家,几乎都来自民间。在给《故事会》投稿之前,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1987年,编辑部去浙江普陀山开笔会,来了三十多位作者,他们在文化馆、剧团和学校工作,也有农民和工人。何承伟建议他们,“要写最熟悉的生活”。

笔会上有一位来自广东的作者,他讲生活里接触的飞机上、豪宅里的故事,讲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他就写这些。作者崔陟写他六年的知青生活,他也写戏里的故事,他小时候爱看戏,常听京剧、相声。他只写悲剧故事。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写作一定要通过一种悲剧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很喜欢听别人的意见,大家知无不言,都很热情,当然自己得做主。”崔陟说,讨论完,每人拿着稿纸到房间里修改,改好后给编辑看,如果还不行就回房接着再改。每天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有四五个人聚在一起聊天。

笔会散场,带着故事来的作者又带着一肚子听来的故事返程。通信的年代,信件走得慢,人也难得一聚,因此格外珍惜。“这里有一群热爱故事、志同道合的笔友。”作者崔陟说,“大家都有这么一种信念,相信来年还能聚,也就愿意把故事写下去。”

在那次笔会上,最令人唏嘘的故事来自龙江河。龙江河是江西人,在县文化馆工作。他说,那是个很“畅快”的工作,每周都能下乡,骑一辆自行车,在县城周边转,和各种人聊天,他随身带一个本子,听到有意思的事,就记下来。但这么多好故事,龙江河找不到人倾诉,“你跟人家讲,人家不听也不理解。”他写信给《故事会》的编辑。一封信去,一封信来,每月通三四封信,聊故事的构思,聊写作,也聊生活,编辑的回信里总是满满一篇的修改意见。

他讲了一个深埋心底多年的故事——

70年代初,一个亲戚家的女孩孤身来县城求助他,说自己被强奸了。他带着女孩去了公安局,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农村家长里短的事情很容易传开,更不用说这样的风流事,女孩的名声毁了,流言不堪入耳。很多年后,龙江河再见到那个女孩,她结婚,生了孩子,但精神状态不太好。龙江河说:“虽然她表面上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但在我印象里,她的日子不好过。”

崔陟几人听完很是唏嘘,有人提到身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因为涉世太浅,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男女关系,或者不幸遭遇强奸,她的工作、婚姻都会很艰难。他们鼓励龙江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在龙江河的笔下,家暴、流言反复伤害着这个女孩,最终她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她抱着一张想象出来的爱人画像自杀了”。题目叫《山村风流事》,他说:“这样的事情,在偏僻山村被当作风流韵事,所以反其意而用之,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

开头是这样写的:“赣西北的一个山旮旯里,有个小村庄,叫做苦竹坳。村里有个李石匠,长得牛高马大,肥头大耳,一脸的滚刀肉,像个屠夫,脾气又暴烈。都三十四五了,媳妇还不知道在东南西北哪只角。这天,他扛着一张镢头上山……只见一个俏模俏样的姑娘,浑身一丝不挂地仰卧在草地上,两眼紧闭,好像是睡着了。她身旁还放着一张没画完的铅笔风景画。”

后来编辑部集册出版时,这篇故事题目改成了《靓女风流事》。

三、从“地摊文学”到“严肃文学”

《故事会》创刊于1963年,卷首写道:“《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它方面。”

“文革”期间,《故事会》改名为《革命故事会》。1974年,何承伟跟着老编辑去上海各个区县文化馆组稿,刊登的多是革命故事,说教成分很重,成摞的杂志堆在办公室的墙角,少有人翻阅。

直到1979年,《故事会》才拿掉了“革命”二字。

“文革”后,《故事会》刊登了大量民间故事。编辑部四处打听“爱吹牛”的人,把他们说的故事录下来整理发表。何承伟记得,有一次听人讲了三个下午,听了二十多个故事,那人几乎掏空了肚子里的存货。其中一个外国恐怖故事,何承伟听完就一口气写了下来。故事发生在西欧三星岛上,有一幢别墅,没人能平安地在别墅里度过一夜,一位老板贴出告示,谁敢上岛度过一夜,便能获得一万美金。一个水手上了岛,半夜12点,房间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这篇《恐怖的脚步声》打响了《故事会》上恐怖故事的名气,至今还有网友回忆,“小时候看完,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去厕所。” 

《故事会》上还刊登了许多“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作品,纯文学杂志不屑于登的手抄本故事,《故事会》敢登 ,以前只能偷偷传阅的悬疑、恐怖和爱情故事被搬上了台面,有的故事还带有色情内容。 

但这类故事刊登得多了,就给《故事会》打上了“低俗”“地摊文学”的标签,批评的来信不比几麻袋的投稿少。“就是俗,低俗。还有说插画画面很恐怖,很恶心。”夏一鸣是《故事会》的现任主编,他说,这离不开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同时期的文学刊物也刊登了惊悚和猎奇题材的文章,例如80年代初,《译林》杂志刊登过一篇《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轰动。“在文化稀缺的时代,人们有这方面知识的渴求”。

编辑部里也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一些故事文字比较粗糙,编的痕迹太重,单纯为了吸引眼球 。”他们认为,不能只刊登茶水风波类的故事,而要敢于直面社会现实,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我们要做的是口头文学,故事不能越编越荒唐,更不能低俗。”何承伟也意识到,这本杂志在社会上是个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不清楚。他对《故事会》的期待是,“它应该能教读者怎么做人。”

夏一鸣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专业,也读过许多外国经典文学。1991年进编辑部,这是相当不错的工作选择,福利好,有编制和户口,还能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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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一鸣

对于文学,夏一鸣有自己的趣味和格调。他认为,时代变化了,农村也不再都是一穷二白。他会刻意减少农村叙事,而把城市的故事加入进来 。他负责“外国文学故事鉴赏”栏目,找来一些冷门的文学作品改写成故事,再放上一两个外国幽默故事。

编辑部的改变读者是有感知的。夏一鸣回忆,1991年底,读者投票选出印象最深刻的几篇故事,票数最多的是一篇《医院里的枪声》,讲的是妻子重病,当警察的丈夫在外执行任务,手术费没交上,医院不给动手术,最后丈夫赶回来,把枪往医生的桌子上一拍,作为抵押。“故事不回避矛盾,不回避现实,不回避冲突。这是很珍贵的。”夏一鸣说。

1998年,夏一鸣主持“名人讲故事”栏目,邀请作家写故事。反对的声音不少,“《故事会》不是讲老百姓的故事吗?”“名家写的故事也有不精彩的”。但夏一鸣说,这在当时是很现实的考量,“有名家参与那就不一样了 ,名家本身自带流量, 有的作品后面影响不得了,还被收到教材里面去了。”

四、老刊的转型

《故事会》的困境是一点点出现的。

夏一鸣说,2010年前,杂志的问题掩盖在冰山下,水面上是“好看的发行量和逐年增加的广告收入”。《故事会》杂志广告收入每年最高能到1500万

很快广告断崖式下跌,2015年,杂志上没有了广告投放。而全国范围内报刊亭的关停,直接切断了《故事会》的零售渠道,发行量暴跌。过去《故事会》的九成发行量来自车站与报刊亭。

何承伟回头看,这场困局是必然的。一位老编辑也形容,如果把《故事会》比作一个人,“它没有活力,每年都从零开始,拼命养活自己,而且受制于体制,没有自主性,一下被互联网冲得支离破碎。” 

编辑部也很快意识到,读者断层了。编辑部接到过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激动的女声,劈头盖脸一顿骂:“你们现在都在干什么?那种笑话都登得出来,狗屁不通。”接电话的编辑叫丁娴瑶,后来回想,自己当时肯定满脸通红。丁娴瑶在《故事会》工作了十年,她没有心虚,因为知道编辑找笑话的过程没有偷懒,但读者的评价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

面对“现在的《故事会》不好看”的质疑,丁娴瑶说,有的读者往前走了,希望看到更个性化的故事,也有的读者留在原地,更喜欢以前的老故事,但《故事会》不能满足所有人。“《故事会》只能陪伴你走一段时间,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看《故事会》。”但编辑也认为,《故事会》应该永远在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可能是我们的问题,有些故事没有真正反映出老百姓自己心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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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会》编辑部

2016年,夏一鸣任《故事会》主编后,开始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

最大的困难是要扭转大众印象里“成人杂志”的标签。“一般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故事会》是一本成人杂志,少儿不宜,学校是不敢订的。” 夏一鸣说,实际上,《故事会》的读者,以学生为主,至少占40%。新媒体部做过一份读者调研,回收了2000多份问卷,男性读者偏多,年龄跨度很大,除了学生和打工者,还有年长的老读者。

2018年,《故事会》和国资委合作,发起了一次征文,宣传央企的时代楷模和模范人物事迹。“央企人物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形象,读者看了,我们杂志的社会形象是不是也好一点?”

模范人物的故事要保证完全的真实,但《故事会》上的故事是虚构的。小说要有情节,有人物,有矛盾冲突和结构上的反转,这是模范人物的故事所缺乏的。编辑只能把细节写得生动一些,再渲染一下气氛。

央企故事发表后,夏一鸣看到网站上不少感人的留言,“有读者很喜欢。”也有质疑,为什么要发这些伟光正的人物故事?夏一鸣说,一个现实的考虑是想借此打开央企员工市场,虽然没能达到预期,但效果最好的一次,一篇故事带来了七千本的销量。

接下来,夏一鸣想把《故事会》转型为一本“学生杂志”,他已经计划多年。今年7月,《故事会》文摘版改成了校园版,增加了一条新的宣传语,“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会讲故事的孩子更聪明。”《故事会》要进校园,却不是简单换个名字就可以达成,尽管早有一些官方机构背书推荐,“但学校不敢订”。

2019年寒假,《故事会》发起了“我的青春我的梦”故事征文,在杂志上开辟了一个栏目给学生作文。

一个学生写了个跟伞有关的故事。“放学时雷雨大作,我没带伞,这时候班长走过来给了我一把伞,原来他看了天气预报,特意带了两把伞。”作文只写到这里,但故事不能停在这里,于是编辑加了一个尾巴,“上学时,妈妈提醒我今天要下雨,记得带伞,我说,妈妈今天你要给我多准备一把伞。妈妈问我为什么,我笑嘻嘻地说,这是秘密。”夏一鸣到学校调研,和校长交流,“他们都很赞同,运用写故事的方法肯定会对作文有加分。”

2020年,《故事会》的征文活动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认可,上了“白名单”后,热度上来了,上海地区投稿就有1.8万篇。夏一鸣计划出一套给学生的书,但书的种类有些奇怪,主打是与名师合作的“学习方法决定学习成绩”丛书,也有民间故事的绘本,还计划出一本让小学生在家运动的《体育可以这样学》。

夏一鸣说,先在杂志上开一个窗口,做成一个“故事大课堂”,“学生觉得这本杂志对他写作业有用,老师也觉得对他有用,那么才可以进校园。” 

我见到夏一鸣的那个下午,他要谈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对方是一家做短视频的公司,有意向把故事拍成短视频,“不知道哪条路能走通,只能先都试一下。”2019年,《故事会》和一些音频平台达成合作,签给他们一批优质故事,制作成有声书,其中包括长篇故事《秘密森林》。这篇故事在杂志上连载了12期,效果很好,夏一鸣说,直至倒数第三回,读者仍猜不到结局。但最终,只有喜马拉雅平台制作的1000篇有声小说,获得了累计近千万的播放量,效果不错,而其他几个音频平台收听者寥寥,“制作成本高,效果不及预期,之后音频转型一直搁置着,没能做起来。”

在人人都可以发表文章的网络时代,《故事会》早已不是唯一的民间表达渠道。编辑陶云韫是80后,2011年入职《故事会》,那时有作者建了一个论坛,叫“雪晴故事网”,《故事会》排在第一排第一个,点击编辑的名字就可以投稿。一个作者写了许多“可爱”的民间故事,喜欢喝酒的猫,还有“什么都知道”的酒虫。陶云韫加了作者QQ,两人经常聊天。很多年后她才知道,这位风趣的作者身患重病,常年卧床在家。那是论坛最热闹的阶段,如同一场盛大的线上笔会,如今论坛也式微了。

偶尔,陶云韫会冒出离职的想法,天天看大量的稿子,感觉自己对故事麻木了。但作者的反馈又让她觉得自己的工作仍然有价值。有一个天津的作者告诉她,他加入了作协,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终于被认可。还一个作者激动地写了一封长邮件,她是一名语文老师,有文学梦,写了一些作品发在当地的报刊上,遗憾一直没能投中全国性的刊物。她说,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文学梦很难与人诉说,甚至丈夫也嘲笑她,而她写的故事里,主人公也有这样一个文学梦,年轻时与一个同样热爱文学的男青年错过,直至中年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故事打动了陶云韫,但年轻的读者会想看这样一个年代久远、情感内敛的故事吗?陶云韫也不知道。编辑部办公室很安静,大多数时候,只有敲键盘的声音。有时眼睛累了,陶云韫站起身往窗外看看,偶尔能见到松鼠爬上玉兰树,屋前的绍兴路上梧桐树叶影影绰绰。

曾经销量400万份的《故事会》:网络时代如何生存?

《故事会》合订本与系列丛书 图/肖薇薇

办公室乱糟糟的,放了四五个大纸箱。10月中旬,编辑部要搬去上海西郊七宝,一个据说更现代化的出版工业园。陶云韫理出一堆藏在资料深处的老物品,泛黄的信纸和一堆老照片。黑白的合照上有年轻时候的何承伟,还有很多作者。那是一次笔会后,他们坐着绿皮火车,旅程很长,车厢闷热,导游唱着山歌讲了个故事,这群光着膀子的人兴奋得不得了,“一个故事有了!”

何承伟记得,1978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研修,见到民间文学、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道出自己多年的疑惑:“故事还有没有明天?” 

钟老回答他:“故事和人类的语言共存。”    

(文中周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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